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美國與日本，長達十多年採行了低利率甚至零利率政策。這些國家採取低利率政策的主要原因，無非是為了刺激經濟。姑且不論低利率是否真的有助於景氣復甦，長時間的低利率，產生了一個額外的效應，但卻比較少引起注意的，就是已經在不知不覺間，造成貧富差距的擴大。

什麼人是低利率政策的最大受益者呢? 利率一降低，利息支出也跟著降低。即使企業維持正常運作，什麼事情也沒做，光是利率降低，公司的營運成本就已經下降，利潤增加。有些比較有眼光的老闆，甚至會運用利息負擔減少的機會，增加投資或是提高研發經費，更可能增加營業利潤。如果這些企業是上市櫃公司，企業獲利增加，會反應在股利與股價上，所以股東是受益的。而一般來說，企業老闆與股東都是比較有錢的，所以，從低利率的環境所獲得的利益，多半比員工或勞動者來得快、來得多。

低利率同樣也對資產投資帶來好處，例如房地產。利率降低，房貸的支出減少，同時相較於之前較高的利率，房產自然加值。房產投資者在現在這個社會相對之下是比較富有的，自然也是低利率的受益者。

再者，向銀行借錢的時候，債信較好的人拿到的利率更低，享有更多的降息。但，他們通常也是比較富有的人。

低利率，如果再加上長時間的利上滾利，對所得重分配的效果，是超乎預期的。以日本為例，低利率長達二十年的寬鬆貨幣政策，之所以失靈，部份原因也在於貧富差距加大。因為降息的好處仍然流入資本家口袋，可是推動消費成長的主力，還是來自於大部分的受薪中產階級，但他們的薪資卻停滯成長，降息並不會促使他們增加消費。如果再以美國2006年到2015年十年間，道瓊股價指數上升將近一倍來看，時間愈長，有錢的投資者愈富有，貧富差距也就愈大。於是，有些人開始炫富，有些人開始仇富，社會開始對立。

台灣的低利率時間雖然沒有美國或日本那麼長，但是稅制的設計卻深化了貧富差距。利率降低後，資本家要不要投資，固然有他的判斷，即便不投資，仍然享受了降息所帶來利息支出的減少，資本家都能從中獲益。相較於勞動者，資本家是受利較多的一群。同樣的，如果政府增加公共投資，或是推出短期經濟刺激方案，資本家依然是受益較多的一方。既然從中受惠，就應該繳稅；得利愈多，就應該繳的更多。

但是，台灣長久以來的稅制，並不會讓所得愈多，繳稅愈多。十幾年來，勞動者「薪資所得」繳納的稅額，佔了整體綜合所得稅收的一半以上；而有錢人比較玩得起的股市和房地產交易的稅收反而偏低；證券交易所得不需課稅；遺產贈與稅的稅率持續降低等。在這樣的情況之下，只要利率一降低，或公共投資增加，資本家或是有錢人所攫取的利益，無疑是富上加富，加速擴大窮人與富人之間的鴻溝。但是，我們要仇富嗎? 富人真的有錯嗎?

低利率政策是政府為了刺激經濟的權宜之計，不是有錢人去爭取或是促成的。任何人，都會因為環境與制度的設計而被驅使或是被鼓勵，希望從中獲益。低利率的目的，也就是希望驅動企業經營者使用低利率環境去進行投資。當資本家投資的時候，難道不也需要承擔風險嗎? 因為承擔了風險，並且獲利，之後才有機會對受薪者分配利潤，與員工共享低利率結成的果實。愈多的資本家把事業經營得更好，就會增加更多的就業機會。退一步說，就算企業主不投資，也有可能是因為他綜合評估之後，認為風險太大，因此卻步，但往往被解讀為他只願意坐享資金成本減少的好處。

問題是出在稅制。

長久以往，政府的政策只在意經濟成長，希望藉由更低的利率或更多的公共投資，鼓勵資本家投入。資本家一旦不積極回應，國會又進一步提供更多的低稅誘因。這樣的加碼催化，再加上稅制不斷地被破壞，而讓有錢人沒道理的更有錢，公平正義的實現也就離我們愈來愈遠。

稅制是維護社會公平正義的起點，也是防止貧富差距持續擴大的最重要防線。經濟成長時好時壞，有人得多，有人得少，但所謂的公平正義，應該就是「得多者付出更多」的鐵律，絕不容許因為施政權宜或是政黨私心而有所變移。可惜的是，公平正義這個「市場」，在台灣一直都沒有獲得滿足。任何政治家如果願意付出真心，捍衛稅制的完整與正義，才有可能在這個市場勝出。(本文作者郭炳伸為國立政治大學國貿系教授)